本文选自《小的是美好的：一本把人当回事的经济学著作》，这是一本将人放在重要位置的经济学论述。作者舒马赫，英国经济学家，因提倡中间技术，以小巧的工作单元及善用当地人力与资源的地区性工作场所等基础观念，为经济学带来全新的思考方向。他的观点，从我们选的这篇文章可见
一斑。
佛教国家经常宣称他们希望能忠于其传统教诲。于是，缅甸说：“新缅甸看不出宗教价值和经济进步之间有何冲突。精神健康和物质福祉不是敌人，他们是天生的盟友。”或者说“我们能将我们传统教诲的宗教及精神价值成功地和现代科技的益处相结合。”又或“我们缅甸人无论在梦想或行动中，对遵从信仰都有一份神圣的责任。我们将一直这样做下去。”
这些国家毫无例外都一致假设他们可以将其经济发展计划依照现代经济学来形塑，而且他们从所谓先进国家中取经，拟定所要执行的政策，并建构发展的宏图――如五年计划或任何名称的计划。似乎没有国家想过，要过佛教的生活方式得求诸佛教经济学。下面我们试举某些基本原理，并从一位现代经济学者及一位佛教经济学家的角度，看看这些基本原理所属为何。
举世都公认财富的一个基本来源是人类的劳动。时下，现代经济学家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将“劳动”或工作视为一种必要的恶。从雇主的观点而言，劳动不管如何仅仅是一项成本，如果不能完全予以删除，譬如说，通过自动化，也要将之降到最低。而从工人的观点来看，工作是以牺牲其休闲及舒适换来的，属于“无效用”；因此，工资是对该牺牲的一种补偿。于是，雇主的理想状况是有产出就不用工人，而工人的理想状况是有收入就不用就业。
这种态度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深远的影响。如果就工作而言其理想状况是取消工作，那么凡是能“减少工作负担”的方法都是好事。除了自动化外，最有效的方法是所谓的“劳动分工”，最典型的例子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称颂的别针厂。“劳动分工”在此不是普通的那种人类从亘古以来所操作的专业化，而是将每一个生产的完整过程分割成极小部分，使得最终的产品能以最快的速度生产出来。每个人所贡献的微不足道，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仅是其肢体的而非技巧性的活动。
佛教对劳动功能的观点至少有三方面：提供人类一个利用及开发其才能的机会；使人类能借由与别人共同参加一项任务而去除自私自利；为适当的存在带来所需的物品和劳务。同样，从这个观点所导出的结果是无穷尽的。要是一份工作让工人觉得没有意义、无趣、不体面，或精神折磨，则该工作和犯罪差不了多少；该工作重视物品而轻忽人类，恶性地缺乏同情心，太执着于尘世间最原始的一面，到了丧失灵性的程度。同样的道理，专注于休闲以作为工作的另类选择可说是对人类存在其中一个基本真理的严重误解，也就是说，工作及休闲在同一生活过程中相辅相成，硬要将其分别处理，难免有损工作的愉悦及休闲的满足。
所以，从佛教的观点，有两种运作机制必须划分清楚：一种是增强人类的技巧及能力，另一种将人类的工作转化成机械式奴役，置人类奴隶般工作的地步。然而如何区别这两种运作机制呢？阿南大・库马拉斯瓦米，一位对现代西方及古代东方都说得上话的人，认为：“工匠本身，如果获得允许的话，常常能够为机器及工具作出精细的区分。织毯机是一个工具，一种将经线拉紧好让工匠把绒毛用手指穿越其中的装置；但织布机是一个机器，而其之所以具有明显的摧毁文化的作用，实因其执行了原属人类工作的那部分。”因此很明显，佛教经济学和现代唯物论的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理由是佛教认为，文明的根基不在欲望的增多，而在人类特质的纯化。人类的特质，同时主要由人类的劳动而定。而劳动，是在人类有尊严及自由的情况下适当地展开。凡从事劳动的人都得到祝福，而他们的产品也是。印度哲学家兼经济学家J．C．库马拉帕将这类事情总结如下：
“如果劳动的性质经过适当的评鉴及应用，那么，劳动之于提高才能的关系，就像食物之于人体的关系。它滋养并活化人类的更高层面，并促使人类达到力所能及的最佳成果。它指引人类的自由意志沿正当途径发展，并将其内在的兽性约束在进步的轨道之中。它为人类提供极佳的场景去展示其价值的高低，并发展个性。”
要是人类失去获得工作的机会，他就会陷入绝望的境地，不光是因为他少了份收入，而在于他缺乏这种纪律性工作的滋养及活化因素，这是没有其他东西可予以取代的。
就佛教观点而言，把商品看得比人类更重要，而消费比创意活动重要，这是将真理本末倒置。这意味着关注点从工人移到劳动的产品上；也就是，从人类移到非人类，向恶势力投降。佛教经济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是以充分就业来规划的，其主要目的，实际上就是让每个需要“出外”谋生的人就业；它不是求就业的极大化，也不是求生产的极大化。总的来说，妇女不需要“出外”谋生，妇女在办公室或工厂的大规模就业可被视为经济严重失败的讯号。尤其是，在一位佛教经济学家的眼中，让幼童的母亲在工厂工作而幼童在外面游荡，就像一位熟练工人去从军，在现代经济学家的眼中那样的不经济。
唯物论者关切的主要是物品，而佛教徒关心的主要是解脱。但佛教走的是“中道”，因此不可能敌视物质福祉。妨碍解脱的不是财富而是对财富的执着；不在于美好事物的享受而在于对美好事物的渴望。所以佛教经济学的主要旨义是简朴及非暴力。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佛教徒的生活方式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其举止的绝对合理性――不可思议的“小”却意味着令人极其满意的结果。
对于现代经济学者而言，这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他惯于以年消费金额来衡量“生活水准”，同时一再假设消费较多者比消费较少者“境况优越”。一位佛教经济学家会认为这种途径极端不合理：因为消费仅仅是人类福祉的一种手段，而其目标应是以最少量的消费赢取最大的福祉。例如，如果穿衣的目的是求取某种温度的舒适及一种令人羡艳的外表，所要的工作是以尽可能少的努力，也就是说，以最少的衣服年破损量及使用尽可能少的劳动去设计，来达成这项目的。所花的劳动越少，就有越多时间及体力来从事艺术创作。举例来说，当用不须剪裁的材质进行巧妙的折缀就能达到更好的视觉效果时，像现代西方那样的繁琐时装裁剪就显得非常不经济了。明知有些材质很快就会破损而仍去制造是愚蠢之极，而使事情变丑陋、卑鄙或下流则是粗鄙之极。刚才有关穿衣的说辞同样适用于人类所有其他的需求。对物品的所有权及消费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佛教经济学是如何以最少的手段达成既定目的的系统性研究。
反过来说，现代经济学视消费为所有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及目标，同时将生产的要素――土地、劳动及资本――当成手段。简言之，佛教经济学企图通过最佳消费方式使人类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而现代经济学则企图通过最佳生产方式来尽量扩大消费。显而易见，维持一种以追求消费最适形态生活方式所需的努力，远比维持消费极大化动机所需的努力要小得多。因此，我们毋须为生活在缅甸比生活在美国的压力及紧张来得少感到惊讶，尽管缅甸所使用的劳动节约机器数量仅为美国的零头。
很明显，简朴及非暴力是紧密相关的。消费的最佳形态，是借由相对的低消耗率这种手段，产生高度满足感，使人们得以生活得没有压力及紧张，并且符合佛教经义的主要教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当物质资源已到处呈现捉襟见肘的情况下，那些以适当使用资源为手段来满足其需求的人们，是比那些依赖高度使用的人们更易免于互相残杀之苦的。同样，那些生活在高度自足的地方社区的人们，不太会像那些依靠全球贸易系统维生的人那样，容易介入大规模的暴力。
因此，佛教经济学的观点，以当地资源的生产来满足当地的需求是经济生活中最理性的方法，而依赖远方的进口，并且需要为出口到不知名及遥远人们的手中而生产，是高度不经济的方式，惟有在例外的情况及小规模范围内有其正当性。而现代经济学家也得承认，在某人的居所和其工作地点之间，高度消耗运输服务，标志着一种不幸而非高生活水准。因此，佛教经济学家也会认为宁取远方资源不取近邻资源来满足人类的欲望，标志着失败而不是成功。前者倾向于以某国交通系统所运载平均每人多少吨／英里数的增加这类统计，作为经济进步的明证，而对后者――佛教经济学家――而言，同样的统计数字可能显示消费形态出现一个高度不乐观的恶化程度。
现代经济学和佛教经济学另一个显著的差异，体现在大自然资源的使用上。佛陀教诲告诫人们一种虔诚及非暴力态度，不仅限于一切有知觉的生物，同时还特别强调树木的重要性。佛陀的每位跟随者每隔几年必得植一棵树并照顾到它能自己存活为止，佛教经济学家毫无困难就能论证，这条规律一旦在全球落实，终会带来真正的经济高速发展而毋须任何外援。东南亚许多经济的衰败（像世界许多地方一样）毫无疑问是由于对树木的不注重和可耻的忽略。
现代经济学由于其特殊方法是以货币价格为手段来等同并量化每样事情的，以致不去区别可再生及不可再生的物质。因此，有关不同类别的燃料，像煤炭、石油、木材或水力，现代经济学所看到其中的惟一不同，就是每个同值单位的相对成本。最便宜的自然而然受到偏爱，如果不如此就是非理性及“不经济”。从佛教的观点来看可不是如此。这边不可再生的燃料，如煤炭及石油，和另一边可再生的燃料，如木材及水力之间的基本差异，不能简单地予以忽视。不可再生的物品，惟有在其不可或缺，并且以极细心和最小心谨慎的态度去保存时才能使用。不经意的使用或挥霍这些不可再生的物品，是一种暴力的行为，当在这个世界上要想做到完全非暴力属于不可能的情况下，对人类而言，其全部行为致力于非暴力的理想，仍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正如一位现代欧洲的经济学家不会把将所有欧洲艺术宝藏以诱人价格售予美国一事视为一项伟大的经济成就一样，佛教经济学者会坚持，某个群体的经济生活如依赖不可再生的物品，就是寄生在资本项目，而不在收入项目上。类似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不可能维持久远，只能纯属权宜之计。当世界不可再生的燃料资源――煤炭、石油及天然气――在全球的分布极其不均，且在数量上毫无疑问又极其有限时，以前所未有的增长率来开采这些资源，很明显是一项对抗大自然的暴力行为，这必然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类之间的暴力。
佛教经济学在实时经验和长期远景所做的探讨，即使对那些相信经济增长是在“现代的成长”及“传统的停滞”之间做选择的人，也是有参考价值的。这是一个寻找发展正确途径的问题，在唯物论的漫不经心及传统论的静如止水之间，找出中道，简言之，即追寻“正命”。
（译林出版社2007年1月版，定价：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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